“80后”的时代，浪漫的土壤已经消失了

80后 一代人的怕和爱

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时代，这种土壤已经消失了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上海、南京

实习记者 刘星

我们都有了个不曾遥想的以后

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

那书中的男孩Li Lei

身边的女孩

名叫Han Meimei

……

书中他们的喜与悲

书外身后的是与非

……

有点遗憾

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

还好Polly它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

他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徐誉滕《李雷与韩梅梅之歌》

李雷与韩梅梅，是生于1980到1988年间的一代再熟悉不过的人物。他们源自人教社1993年新版初中英语教材，一个顶着小平头，一个留着齐耳短发，伴着插图画和英式口语灌制的磁带走进“80后”的青春期，在中考完结之后瞬即销匿。

谁也不曾料想，十几年后，他们又重回“80后”的视线，并被创作成歌曲，在网络上疯狂流传。感伤的旋律，隐喻的填词，残酷的现实与无奈的结局，勾起了一代人的集体怀旧。

当“60后”、“70后”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诟病“80后”幼稚、娇惯、叛逆的时候，当“80后”自身仍未放弃对时尚与新潮不懈追随的时候，“怀旧”过早地被降临，“回归”过早地被渴望。“80后”如此界定自己的怀旧行为：它就是那个已然失落的精神乌托邦。

武汉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住房、婚恋、竞争压力、人际关系、父母赡养、个人亚健康状况、保险保障等，构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枷锁。对于来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农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压力尤为明显。

残酷的生态直接对应危险的表征。《中国青年报》针对“青年”问题的样本分析表明：14%的受访者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的程小龙向北京联大、对外经贸、北京中医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后”学生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1/3被访者承认“产生过自杀念头”。在大城市的“80后”白领，因压力考虑过自杀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广州8%。《中国日报》认为，自杀已成为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医学研究报告则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80后’白领占到总人数的70%。”

1980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坐过父辈“28式”单车上学的最后一代；是将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当作童年奢侈的最后一代；是狂吃干脆面，集齐“小浣熊”贴画儿的最后一代；是看着“葫芦娃”、“圣斗士”、“七龙珠”直至“灌篮高手”长大的最后一代；是迷恋随身听和成摞的港台歌曲磁带，墙上贴满“四大天王”、“小虎队”海报的最后一代；是拉过蛔虫，背过“五讲四美”，白天学赖宁、晚上偷打“魂斗罗”和“超级玛丽”的最后一代。

从历史的维度看，1980年代甚嚣尘上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80后”们仅仅赶上了一点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被动受洗群体；而2000年代产生的撕扯碰撞、颠覆疯狂、时艰劫难，他们则是必然的承受者、担当者，抑或逃避者、牺牲者。

告别浪漫

我那时动机很简单，就是想让那些所谓从事教育的大人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不会倾听我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基本上是与孩子的生活脱节的。

……

我很难概括自己的个性。我对那些模式化的人格尤为反感，我只是按我喜欢的做而已。我不愿随大流，我是写不出那种“啊，我们光荣的大桥”一类的东西的。

——韩寒于2000年

有人会指责我，你这么牛逼，为什么不去写一些实质性内容？那些人所谓实质性内容就是很多社会黑幕吗？但我觉得他很笨，因为连他都知道不能碰，我还会傻到去碰吗？……有一些东西不能写，你就不要去写它，因为你写它没有意义，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

我想要一个和谐的人生。

——韩寒于2010年

“80后”这一名词首先诞生在文学圈。1982年生的恭小兵，初中文化，16岁进监狱，20岁开始接触互联网，22岁在台湾出版繁体单行本小说《我曾深深爱过谁》。就是他将出生在19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定义为“80后”文人。当然，他始料不及的是，“80后”迅速演化成一个社会人口学概念，被广泛采用。

民间、媒体和学术界，一度给“80后”狭义地贴上“家境殷实”、“独生子女”、“自私叛逆”、“娇生惯养”等标签。事实上，根据南京大学的一项统计，“80后”一代城市独生子女不足1/3，农村不到10%，综合起来，全国近2亿“80后”，独生子女不到20%。而1980年至1985年出生的“80后”，直到上高中以前，绝大多数人的家境尚不富裕，农村更有相当的贫困现象；1985后出生的，则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发达地区涌现出一批“富二代”。因此，“80后”普遍对舆论臆想的“标签”表现出不屑，因为“那根本是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他们自身又总结、细分出“85前”和“85后”两代人，前者承袭1970年代，属过渡族群；后者紧接1990年代，较多地体现了媒介认为的众多“特征”。

由于长期不能掌控话语权，加之成长年代的变幻万端，“80后”长期遭受怀疑、指责甚至批判。他们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最没有责任心的一代”。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映芳教授慨叹道：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被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普遍视为问题，受到非难。

一个转机出现在一场作文比赛。1999年，一场名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活动从上海蔓延至全国，吸引了大批“80后”学生参与。这项完全冲破传统教育藩篱、无异于离经叛道的活动，第一次让“80后”找到发表言论、构建话语体系的契机，也让前辈们开始真正见识到，他们心中“啥也不是”的新青年，究竟有着怎样的思索。

韩寒、郭敬明等“80后，正是从“新概念”走出来。他们的伯乐、“新概念”创始人、《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总结：韩寒之所以能有所成就，被相当一部分同龄人视作“领袖”，根结还是在于这代人自身存在矛盾与纠结。赵长天说，自己曾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问“80后”的代表：“你们这么喜欢韩寒，是希望自己成为韩寒吗？”彼时，韩寒的言论被主流视作异类，而其“退学”行为亦被中学老师和家长所唾弃。孩子们这样回答：“我们赞成韩寒，但不敢模仿，也不愿模仿。”赵长天一直觉得，“80后”并没有那么叛逆，否则，韩寒就不会如此扎眼。在现实面前，他们更容易妥协，妥协于升学，妥协于就业，妥协于房价，甚至妥协于社会。即便是韩寒，今天的他也知道必须要掌握好“尺度”，不越雷池。

不止一次地赞美过他们的赵长天，着实喜欢这群孩子。10年来，借文学这面镜子，他走近过无数“80后”的内心，并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他甚至拿“80后”与自己这群“50后”比较：“谁没有叛逆过？谁没有狂热过？当年，我们说不考大学就不考了，不要上海户口，坐上去新疆的火车，我们想着要去建设边疆了！这对父母来说，是多大的叛逆和狂热。”

赵长天觉得，“80后”是有带着时代烙印的种种个性，“这再正常不过”，但更多的，他们还是具有“青年”的一些共性。这一代人体现出的理性与稳健，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父辈、祖辈。“50后是红卫兵的主力，60后普遍经历过上山下乡，70后大玩地下摇滚、行为艺术，后来是出国热、下海潮；80后轰轰烈烈的竟然那样稀少！”

从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经历最具爆炸性变革的青年一代，“只有五四时期和当下”。前者是出来个“德先生”、“赛先生”，后者则透过互联网，到达了全世界。“正因为身处变革漩涡，才会有更大的压力，才会更加趋向现实，屈服现实，无法浪漫。”

这位与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作家，最后发出一声叹息：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时代，这种土壤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