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为什么需要学会辩论？活跃思想，开拓视野，提升官员言语表达的技巧当然是其一，但更重要的，是养成一种施政思维———辩论的实质就是讲道理，辩论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谁的“技巧”高，而在于谁遵守规则，谁的话最有说服力。所以，官员学会辩论就是要学会说服人，学会面对矛盾，不是简单地压制，粗暴地应对，而是把民众置于与自己平等的地位，平心静气讲道理，通过说服求得认可。学会说服人，这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政府官员学会讲道理，这是执政文明的外在体现。

    当下的中国社会，许多社会矛盾往往就是因为“不能说服”而引发的。一些政府官员奉行“推土机式行政”的思维，固执、封闭地做决策，强硬地推行，将任何异见都认为是对其权力的冒犯，典型的如拆迁征地，一些野蛮的做法令人齿寒。在好几起“官员诽谤案”中，面对“秦中飞们”的批评，对地方治理方式的质疑，有些官员不是选择宽容和及时回应，而是直接动用国家强制力。在“周老虎”风波中，虎照真假本可以通过技术细节的论辩来进行鉴别，可相关官员却对此选择回避，一味死拗，动辄拍胸脯、用人头担保，结果酿成了一场不该发生的社会风波。“不求说服”的治理方式，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了政治之害，到了必须反思和改变的地步。

    不讲道理的权力是令人恐惧和厌恶的，只有说服人的权力才有让人服膺的力量。而官员之间的辩论，不仅仅是停留在逻辑和口才上，最重要的是能否对公共政策形成不同的观点，能否为公众公开更有效的信息。政策的竞争意识和对政府信息的公开意识，是官员辩论中的真正价值所在。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而管理众人之事，并不是说谁掌握管理的权力就谁有正当性、合法性，而是在于，这样的权力是否运用适宜得当，让人心服口服。要做到这点，政府就必须不可处处代替民众做选择，想当然地做决策，而应允许民众依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依法捍卫权益，通过反复论辩，不断去修正决策，求得共识。

    因此，对于南京和重庆举行的两场官员辩论，我们不应只聚焦于官员的辩论技巧上，而应进一步地追问，官员这种理性辩论的意识，能不能同样适用于与民众打交道时，一切与民众利益攸关的决策中，能不能建立一个各方都可以参与的辩论平台。在一个社会中，讲道理应该是双向的，官员要求民众讲道理，理性而不过激，前提是官员自己也要有说服人的习惯和意识，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讲道理的氛围，推动民主政治不断进步。（新京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