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保增长”呼吁声中，新一轮政府主导的数以万亿元计投资拉动计划，正热闹开场。继10月份国务院批准2万亿元铁路投资计划后，有消息称，交通运输部门也在酝酿未来三五年内总投资5万亿元建设公路、水路、港口和码头的计划，加上各省份已批准和将宣布的投资计划，本轮政府主导下的建设投资总额可能超过10万亿元，这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相信，除非中央有明确禁令，各级政府部门将在“拉动内需”大旗下，暂时停止“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根本性转变”，重回到项目建设投资的老路。这或许有不得已的原因，但其狂热与风险，可能意味着某种倒退。

无可否认，可能多达10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对制止中国经济下滑会有明显作用，至少可以确保GDP快速增长，形成投资景气。但其实际效率和拉动效应显然会是递减的，且会引发复杂利益博弈。即使重启投资，除了交通建设，也应当还有更值得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重要领域。

历史经验表明，政府主导下的低效率投资拉动，最有可能形成浪费、重复建设或权力寻租，在过去10年屡屡出现。今天颇为壮观的交通、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就里，难以忽略其中巨大的沉没成本，比如数以万计的贪腐案，以及随处可见的豆腐渣工程等等。

更无法淡忘的是，过去10年是中国GDP在全球引人注目高增长的亮丽期，也是社保等民生问题欠账过多、深层次矛盾积累爆发的集中期。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房价飞涨，更不及财税收入三倍于同期GDP的增幅。因急需的保障性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困扰公众，“劳有其业、居有其屋、病有其医、老有所养”仍是许多人的梦想。而同期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型国企的员工薪酬猛增，政府部门人员膨胀，财政负担沉重。

因此面对无可避免的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增长放缓，更要审慎考虑重启投资计划的必要性，特别要跳出交通运输建设这一局部，找到真正着力点。目前来看，各级政府部门主导的交通运输建设投资计划，大大突破了“十一五规划”，增幅过大。比如铁路建设，“十一五规划”总额已高达12500亿元，新批准2万亿元投资计划，等于把原规划总额提高了60%以上。

公路、水路交通的情况也类似，按此前确定的交通运输行业中长期规划，从现在到2020年，国家对公路（含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约2.1万亿元，而高达5万亿元的新规划，等于在原来投资如期或提前完成的基础上，还要追加近3万亿元投资规模。

如此巨大变化，在立竿见影做大GDP、拉动内需并带动相关产业时，很可能给中国经济造成新麻烦，并导致新一轮“景气陷阱”。这种教训我们刚刚领受过，从2003年开始的本轮宏观调控，之所以首先要严控固定资产投资，正因为多年来竞相上马的建设项目，消耗了大量土地、资金，造成能源、资源瓶颈，拖累了中国经济，也让这些项目效率低下。

而在交通运输之外，还有更多、更紧迫的投资建设需求，急需大量政府和社会资金介入。比如能否针对民生需求，多建幼儿园、学校、医院和保障性住宅，能否增加服务技能培训投入以促进有效就业，能否积极投资环保、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等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朝阳行业，能否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放松对企业自主投资经营活动的限制，让中央与地方配套，国有与民营互补，真正带动全社会资金焕发增长活力？

我们确信，在这些重要领域进行投资，同样可以做大GDP，拉动相关产业，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公众收入和消费预期，从而推进中国经济良性循环。否则，贸然启动交通建设等大型项目投资，很可能会是给正在调理的运动员猛灌兴奋剂，让其突然精神抖擞后深受其害。

我们担忧的“景气陷阱”也在于此，因为其景气表象的短期效应，随时可能增长失速，而维持这种景气，需要大量后续资金。如果大部分资金来自财政，可能诱发新的收支不合理，财税部门会否因为增加投资性支出而阻碍减税？或挪用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抑或借机拒不缩减行政人员数量和支出？即使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吸引50万亿元公众存款的一部分参与投资建设，由此形成的庞大赤字财政，也可能给中国经济造成诸多后遗症。

因此投资者不能高估这些大投资对上下游产业的刺激效应，更要当心其中的投资低效率和不可控风险。在没有进一步改善投资准入的公平透明问题前，在没有更好的投资监督与运营效率评估前，政府主导过于激进的投资建设计划，要么会让有权势背景的资金不公平介入高回报的项目投资，要么可能让财政资金和盲目的社会投资落入“景气陷阱”，血本无归。（原载《经济观察网》）